“1973年夏天柳荷投资，台北荣总病房里——‘爸，药我带来了。’”低低一句话，让床上的孙科睁开眼。灯光昏黄，他抬手拍了拍女儿的手背，没再多说。短短几秒，把两人三十年的风雨写得分外凝重。
时间拨回到1935年。严蔼娟在上海爱多亚路一幢公寓里产下一名女婴，取名穗芳。那晚，上海外滩仍旧灯火通明，马达声掩住新生儿的啼哭。父亲孙科此刻却在南京，忙着和新欢蓝妮频频出入舞会。女婴与父亲之间，从第一口呼吸开始，隔着两百多公里的路程，也隔着一纸没有落款的婚约。
抗战骤起，上海沦陷。严蔼娟抱着两岁的穗芳挤上驶往重庆的轮船，船舱闷热，煤油味刺鼻，她咬着牙不哭。抵渝后，无以为继，只能改嫁。继父喜欢赌，一出手就是梭哈，把孙科当年一次性付的三万两千元银票输得干干净净。穗芳的童年，就在继父的皮带和母亲的沉默里匆匆滑过。
1946年，她第一次给孙科写信，娟秀小字里只有一句最直白的请求：“想学钢琴。”没想到，半个月后，一架斯坦威横跨长江运到上海。邻居啧啧称奇，谁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用尽勇气换来的唯一奢侈品。钢琴盖掀起的清脆声，像是替她对外宣告：父亲并未完全遗忘。
1949年冬，穗芳随母亲到香港。海关口岸，母亲又一次让她拿着孙科的旧名片求资助。女孩忍着羞愧开口，被值班军警打量良久，才放行。那一刻，她忽然明白柳荷投资，所谓父爱，在大人们的算盘里永远与钱挂钩，自己不过是筹码。对母亲的怨，却在挣扎之余更加深重。
求学之路并不平顺。1955年，她踩着石库门的青石板奔波各处盖章，却因为“孙科之女”四字被拒收学籍。无奈之下，她寄出一封信到淮海中路29号。宋庆龄回信寥寥十行，末尾却有一句：“盼来年见你入同济。”那句期许像针一样扎进心脏。穗芳拿着回信冲进教育厅，硬生生撕开命运的封条，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三个月后送到她手上。
可生活又一脚把她踢进郊区劳动队。潮湿稻田、沙土小屋、零下的夜，导致全身关节红肿。姨妈的家成了临时落脚处，却在一个阴雨夜遭到四姨父非礼。她拎着行李冲出弄堂，站在街角的路灯下，才发现自己已无处可去。深夜，她买了张船票，往香港返航，理由只有一句：“母亲心脏病复发。”
再次见到孙科，是1964年底。台湾寒流来得凶，暖气不足，老人披着夹袍。房门推开，孙科愣住，手里那本《泰晤士报》掉到腿上。“爸，我是穗芳。”四个字说完，她先笑了。孙科抹了把眼睛，只挤出一句“好，好”，声音沙哑。旁人退到走廊，留下两代人的沉默与和解。
孙科身体每况愈下。高血压、肾病、耳聋轮番袭来。他不再问政，却喜欢翻账本。账本上，有一个单列账户——“穗芳专户”。每过半年，他让秘书往里填数字，用以偿还自己亏欠女儿的岁月。这些钱后来被穗芳悉数提走，却又折算美金寄回，用来抚恤孙家旧部的遗孀孩子。她没留一分，似在告诉父亲：爱与责任本就该反哺。
1973年春，孙科病重。医生建议切除一侧肾脏，但老人年纪太大，风险极高。家人面露难色时，只见穗芳挡在病床前：“开刀，我签字。”她转身请院方调最好的进口麻醉剂，再托友人自美运来药品。手术险象环生，父女俩却在术后度过半个月的安静时光。老友张继曾探望，临别前听到孙科低声感慨：“六个孩子，最放心的还是她。”
1974年9月，孙科去世。讣告上列出六名子女，排最末的是“女孙穗芳”。葬礼当天，台北细雨。众人注意到，一袭黑裙的她独自站到灵车后方，雨点顺着头发滑下，表情平静。蓝妮在旁边叹一句：“老爷在天有灵，终于看清了。”
晚年的穗芳移居美国，从事房地产规划。每年12月，她都取道东京转机到台湾，给父亲坟前添土，再去南京西康路旧址停留五分钟。朋友不解，她只是挥手一句：“该还的都还了。”
孙科晚年那句“穗芳最孝顺”流出后，有人嘲笑是补偿性的溢美。可稍加梳理便会发现，国共内战、政坛倾轧、家族矛盾把父女拉得一再分离，他们却在残余的空隙里固执地修补。这种情感不轰烈，却顽强。对那个时代的政客而言，或许只有在生命尽头，才能彻底明白“血肉”二字，并非用金条就能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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